高宗皇帝无奈,只得唤出吕好问,问道:“卿之前在围城中知其故,以为张邦昌何如?”
吕好问见高宗皇帝意图偏袒张邦昌,于是附和黄潜善之言道:“张邦昌窃位号,人所共知,既已自归,惟陛下裁处。”
李纲听后泪流满面,跪倒在地拜道:“张邦昌僭逆,岂可使之在朝廷,使道路指目曰‘此亦一天子’哉!故臣不可与其同列,若遇见他,当以笏击之。陛下必欲用张邦昌,罢免臣便是。”
高宗皇帝听得此言,心中颇为感动,此时汪伯彦也说道:“李纲气直,臣等所不能及,还请陛下三思。”高宗皇帝沉思良久,最后下诏谪贬张邦昌于谭州,又将一众伪臣皆迁谪不等。
事毕,高宗皇帝对李纲说道:“卿昨争张邦昌事,内侍辈皆泣涕,卿今可以受命矣。”李纲于是拜谢而出,随后圣旨颁下,又令李纲兼充御营使。
这一日李纲入朝,奏道:“今国势不逮靖康间远甚,然而可为者,陛下英断于上,群臣辑睦于下,庶几靖康之弊革,而中兴可图。然非有规模而知先后缓急之序,则不能以成功。夫外御疆敌,内销盗贼,修军政,变士风,裕邦财,宽民力,改弊法,省冗官,诚号令以感人心,信赏罚以作士气,择帅臣以任方面,选监司、郡守以奉行新政,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,然后可以问罪金人,迎还二圣,此所谓规模也。至于所当急而先者,则在于料理河北、河东。盖河北、河东者,国之屏蔽也。料理稍就,然后中原可保,而东南可安。今河东所失者忻、代、太原、泽、潞、汾、晋,余郡犹存也。河北所失者,不过真定、怀、衞、濬四州而已,其余二十余郡,皆为朝廷守。两路士民兵将,所以戴宋者,其心甚坚,皆推豪杰以为首领,多者数万,少者亦不下万人。朝廷不因此时置司、遣使以大慰抚之,分兵以援其危急,臣恐粮尽力疲,坐受金人之困。虽怀忠义之心,援兵不至,危迫无告,必且愤怨朝廷,金人因得抚而用之,皆精兵也。莫若于河北置招抚司,河东置经制司,择有材略者为之使,宣谕天子恩德、所以不忍弃两河于敌国之意。有能全一州、复一郡者,以为节度、防御、团练使,如唐方镇之制,使自为守。非惟绝其从敌之心,又可资其御敌之力,使朝廷永无北顾之忧,最今日之先务也。”高宗赞许其言,问谁可任者,李纲荐张所、傅亮。于是高宗皇帝下诏以张所为河北招抚使,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。
而此时宗泽也来到应天府,入见高宗皇帝,君臣二人见面,喜极而泣,对坐述说兴复大计,并唤李纲前来。
宗泽与李纲自东京一别,数年未见,二人相对而坐以论论国事,说到动情处,宗泽慷慨流涕,李纲也耸然动容。高宗皇帝欲留宗泽在御前,但被黄潜善等奸臣所阻,言其不尊元帅府军令,擅自追击金军,以致损兵折将。高宗无奈,只得加封宗泽为龙图阁学士、知襄阳府。
所幸如今开封府尹缺职,李纲便上书高宗皇帝,言东京留守非宗泽不可,说道:“京师根本之地,新经扰攘,人心未固,不得忠义之士加意抚绥,非独外忧,且有内变。”高宗皇帝深以为然,又问其有人可荐,李纲力推宗泽,高宗皇帝许之,于是命宗泽转任为延康殿学士、开封府尹、东京留守。
大事已定,又因金人两至都城,高宗皇帝只怕金人又来,汴京不可守,于是不想回返汴京,下手诏曰:“京师未可往,当巡幸东南。”
李纲听闻高宗皇帝要去东南避敌,便极力劝阻道:“臣尝言车驾巡幸之所,关中为上,襄阳次之,江宁为下。陛下纵未能行上策,犹当且适襄、邓,示不忘故都,以系天下之心。不然,中原非复我有,车驾还阙无期,天下之势遂倾不复振矣。自古中兴之主,起于西北,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,起于东南,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。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,一旦委中原而弃之,岂惟金人将乘间以扰内地;盗贼亦将蜂起为乱,跨州连邑,陛下虽欲还阙,不可得矣,况欲治兵胜敌以归二圣哉?夫南阳光武之所兴,有高山峻岭可以控扼,有宽城平野可以屯兵;西邻关、陕,可以召将士;东达江、淮,可以运谷粟;南通荆湖、巴蜀,可以取财货;北距三都,可以遣救援。暂议驻晔,乃还汴都,策无出于此者。今乘舟顺流而适东南,固甚安便,第恐一失中原,则东南不能必其无事,虽欲退保一隅,不易得也。况尝降诏许留中原,人心悦服,奈何诏墨未干,失大信于天下!”
高宗皇帝听之,乃收还手诏,许幸南阳拟于秋末冬初启行。
但黄潜善、汪伯彦之流仍力主高宗皇帝东南巡幸,其亲信上书道:“汴都蹂践之余,不可复处。瞧阳封域不广,而又逼近河朔,敌易以至。南阳密迩中原,虽易以号召四方,但今日陈、唐诸郡,新于乱,千乘万骑,何所取给!夫骑兵,金之长技,而不习水战。金陵天险,前据大江,可以固守;东南财力富盛,足以待敌。唯江宁实古帝都,外连江、淮,内控湖、海,为东南要会。伏唯观察时变,从权虑远,趣下严诏,夙期东幸,别命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