岳飞笑笑说道：“将军有此一问，想必此时已经心有疑虑，不过小弟并非当年诸葛武侯，岂能事事算尽。不过以朝中奸臣的蛊惑之力，圣上懦弱避战之心，则中原必不能久守。依小弟所想，将军想必不久便会被召南往，到时需多加注意金军东路。我怕到时中原陷落，则金军兵锋将一路南下，要取圣上。到时将军需以守代攻，保存实力，以图后事。至于更详细的谋划，还当依事势而定，不可一概而论。”
韩世忠听后奇道：“为何兄弟坚持认为中原难守？”
岳飞神秘地笑道：“大势所趋，将军静观便知。”
韩世忠带着疑惑又问道：“未来之事，固是难说，但已成定论之事，想兄弟必定有高论。若依你之见，自太祖皇帝以来，如今已经历九帝，为何我大宋百余年仍受鞑虏欺压，难复汉唐之盛景？”
岳飞一听，立刻在心中悲呼，这韩世忠怎还问上瘾来了，虽然自己对宋史颇为了解，但他抛出如此大的一个问题来，却让自己该如何接招？若是说得不深，只怕令其不满，若是说得深了，只怕真的都是些掉脑袋的话。于是一时难以抉择，低下头来，陷入沉思。
韩世忠也不发一言，静待岳飞高论，一时间房间中陷入一片死寂之中。
过了许久，岳飞才抬起头来，眼中精光闪烁，似下定了决心说道：“今日之言，乃是小弟一人之见，还请将军听后便忘。”见韩世忠点头，岳飞又继续说道：“既然将军问及九帝，则小弟便一一来说。太祖皇帝黄袍加身，取后周而代之，一拳一脚打下大宋江山，实乃千年一出之雄才，若非唐后五代，昏庸之君数出，天下百姓齐遭大难，使我中原无人，岂有辽国、西夏等族扰我边境之事？而太祖皇帝以一己之力，挽天下之倾颓，实乃九帝之中强权第一人也。其杯酒释兵权之举，收各处藩镇于中央，大权独揽，行政令于天下，用兵事于边境。自唐始建中书门下，所出政令皆由皇帝与重臣相议，然太祖皇帝之功伟，眼界之广阔，岂是寻常文人可及？及至后来，便连开国名相赵普亦被罢相，政令军事，皆出其一人之手，文臣武将，均为其棋子也。若太祖皇帝活至如今，只怕辽夏俱灭，何谈金人？”
“可惜太祖皇帝建宋不久，便告山陵崩。太宗皇帝乃是随其征战多年的良将，自然也可称一代明君，然其才情雄见却离太祖皇帝甚远。虽然独断专行似其兄，却也不乏昏招，当初借灭汉之威，意图兴复燕云，却不料兵困将乏，一败涂地。但其在位之时，强集权，改制度，使政令可行之于天下；善科举，兴文治，则生治世之能臣。干戈不息，天灾方行，俘馘日至，而民不知兵；水旱螟蝗，殆遍天下，而民不思乱。绝远物，抑符瑞，闵农事，考治功。讲学以求多闻，不罪狂悖以劝谏士。故太宗皇帝固有过，却难掩其功德，可称贤君。只是两次伐辽，动国之根本，又屡败于辽，使国中闻辽丧胆，终成百年大患。”
“及至真宗皇帝即位，其治国之能不及太祖太宗，开疆之心亦不及，然其勤勉于政事，善用贤臣良将，于是有咸平之治。其使中原经济得以复苏，百姓亦可安居乐业。中书门下及枢密院权柄日重，则利于国家施政，自然开明公正。然宰相枢密使势大，反阻皇权，故真宗皇帝以异论相搅平衡朝堂。不过此举固可使朝臣对立，难侵皇权，却也为后世忠臣奸佞共一堂，事无所宜，皆有争论，使得忠言难行而立根基也。后至澶渊之盟，东封西祀，国力日艰，百姓赋税亦苦。晚年之时，更是任用“五鬼”，粉饰太平，其大过也。是故真宗皇帝勉为英悟之主。初践位时，相臣李沆虑其聪明，必多作为，数奏灾异以杜其侈心，盖有所见也。及澶洲既盟，封禅事作，祥瑞沓臻，天书屡降，导迎奠安，一国君臣如病狂然矣。”
“仁宗皇帝即位后，西夏立国，天灾并起，实非国之大运，然仁宗皇帝不以为意，任用贤臣，励志变革，方才有范仲淹、富弼之‘明黜陟、抑侥幸、精贡举、择官长、均公田、厚农桑、修武备、减徭役、覃恩信、重命令”的改革措施，始有庆历新政的盛况。又数度抗西夏于边，虽最终战败而订‘庆历和议’，却令西夏一国财用不给，使其百姓饮无茶、衣昂贵，怨声载道，于是数十年不敢再窥宋之边境。政事方面，仁宗皇帝则更使大权归于文武群臣，而立言官以限其权柄，虽为放权，但实际皇帝掌握百官之力更胜前代。纵观仁宗皇帝一朝，恭俭仁恕，出于天性，一遇水旱，或密祷禁庭，或跣立殿下。至于夏人犯边，御之出境；契丹渝盟，增以岁币。在位四十二年之间，吏治若偷惰，而任事蔑残刻之人；刑法似纵弛，而决狱多平允之士。国未尝无弊幸，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；朝未尝无小人，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。君臣上下恻怛之心，忠厚之政，有以培壅宋百余年之基。故其驾崩之时，‘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’，便是辽道宗亦哀恸道：‘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’，更立其衣冠冢以托哀思。是故仁宗皇帝御极之世。恭已无为，宽仁明圣，四海雍熙，八荒平静，士农乐业，文武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