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哲宗皇帝即位于幼，高太后临政，使新法尽去，旧臣当道，始有元祐更化、蜀洛朔党争，使神宗一朝之功业尽废。尽至其亲政，又一反旧法，任用新臣，重开王安石新法之路，于是朝堂之下争论不休，反将新法搁置，陷于党争，于是有绍圣绍述。于是经济上虽以恢复新法为号召，实则只是恢复元丰年间旧例，反阉割新法之中富国之策，而在抑制兼并等事上，比起元丰年间反为倒退，使变法之初衷丧失殆尽。且其在位之时，立意用兵，虽先后大胜西夏、吐蕃，使其重归为宋之属国，又行诏令于天下，四夷皆服，但使得国力日虚，再难为继。是故哲宗皇帝以冲幼践阼，宣仁同政。初年召用马、吕诸贤，罢青苗，复常平，登俊良，辟言路，天下人心，翕然向治。而元祐之政，庶几仁宗。奈何熙、丰旧奸枿去未尽，已而媒蘖复用，卒假绍述之言，务反前政，报复善良，驯致党籍祸兴，君子尽斥，而宋政益敝矣，实为可惜！”
“及至徽宗皇帝，章惇曾言：端王轻佻，不可君天下。但向太后以己无子，神宗诸子皆庶为由，主张立哲宗次弟端王，方有徽宗皇帝之位。即位之后，又由向太后主持朝政，复又用旧法之巨，将哲宗年间新法尽去。还政之后，徽宗皇帝更是亲小人，远贤臣，先后将章惇等贤相谪贬，而重用蔡京等奸臣。虽名为崇法熙宁变法，却实为敛财之手段。故有蔡京等人无恶不作，贿赂公行，卖官鬻爵，巧立名目，增税加赋，搜刮民财之举。而徽宗皇帝不问政事，一味尊崇道教，不顾国库空虚而大兴宫观，而自己则纵情书画，大兴花石纲，将搜刮于民的财物尽数挥霍。为阻言路，尽改前朝旧制，诏书皆为御笔手诏，而不经中书、门下商议，实乃政令之胡为也。及至宣和年间，天下百姓皆苦，便有宋江、方腊等人揭竿而起。韩将军亲历其事，当知非是百姓要反，而是奸贼横行，官逼民反而已。随后徽宗皇帝信李良嗣、童贯等人之计，联金灭辽，又重用童贯攻辽，以数十倍于辽之兵力惨败而归，最终只得以重金换得一个城市邱墟、狐狸穴处的残破燕京之空城。将军与我都曾随刘延庆伐辽，可还记得当年其烧营而奔，将士相蹂践死者百余里之惨状否？灭辽之后，宋金之间，再无屏障，于是金人两度南下，始有靖康之祸也，徽宗皇帝之北狩，实乃咎由自取。是故徽宗皇帝失国之由，非若晋惠之愚、孙皓之暴，亦非有曹、马之篡夺，特恃其私智小慧，用心一偏，疏斥正士，狎近奸谀。于是蔡京以獧薄巧佞之资，济其骄奢淫佚之志。溺信虚无，崇饰游观，困竭民力。君臣逸豫，相为诞谩，怠弃国政，日行无稽。及童贯用事，又佳兵勤远，稔祸速乱。他日国破身辱，遂与石晋重贵同科，岂得诿诸数哉？昔西周新造之邦，召公犹告武王以不作无益害有益，不贵异物贱用物，况宣、政之为宋，承熙、丰、绍圣椓丧之余，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？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，纵欲而败度，鲜不亡者，徽宗皇帝甚焉，其诸事皆能，独不能为君耳！”
“及至钦宗皇帝即位，早已是山河破败，乾坤混乱之局，虽其能先用李纲，免一时之祸，然其性格懦弱，又无政事历练，最终不免一败涂地。是故帝在东宫，不见失德。及其践阼，声技音乐一无所好。靖康初政，能正王黼、朱勔等罪而窜殛之，故金人闻帝内禅，将有卷甲北旆之意矣。惜其乱势已成，不可救药，君臣相视，又不能同力协谋，以济斯难，惴惴然讲和之不暇。卒致父子沦胥，社稷芜茀，实不足论也。”
岳飞将九帝之功过，一一细说完之后，终于可以喘口气，将桌上碗中茶水一饮而尽，看着韩世忠一言不发。
而韩世忠则陷入沉思，想到当年往事，双目见红，含泪于眶，许久之后才长叹一声。起身对着岳飞再拜，而这一次，岳飞并未相扶，坦然受其一礼。
韩世忠行完礼后，恭敬地说道：“兄弟之大才，便是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