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周朝又把百姓分为国人和野人以及奴隶三种，国人指的是生活在城邑中的人，这些人有一定的政治地位，要向国家按时交税，各国选拔官员征集军队大多是从国人中选取，这与古罗马时代的公民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国人的政治地位并不低，西周末年爆发过著名的国人暴动，当时的国人联手将周厉王赶出了宫殿，加速了周王朝的衰落。
野人指的则是居住在城邑外面村落中的人，这些人没有任何政治地位，不过有人身自由，是负责维持、耕种井田制度的人，各国在征集军队的时候，也会从野人里选拔一些军队。而奴隶则是三者中最惨的，奴隶没有任何地位，更没有自由，等同于会说话的牲口，西周的制度如同一个金字塔一样等级森严，泾渭分明。
公田由王室诸侯分配给自己的臣下耕种，由领主治理下的国人监督野人进行耕种，这些井田不得被买卖和转让，并且还要向领主缴纳一定的供赋，周朝时期，王室的主要税收就是来源于公田的税赋。私田可以买卖转让，也不用缴纳任何赋税，因此久而久之，许多领主钻起了法律的空子，大量耕种私田，并开垦了许多荒地，这导致了公室的收入直接大减。
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周顷王时期，还出现过天子驾崩以后公室无钱安葬，以至于堂堂天子要跑去鲁国索钱的极端例子。
于是为了防备这种局，公元前594年既鲁宣公15年，鲁国为了增加国家税收，率先进行了税制改革，无论公田私田一律按亩纳税，并放宽土地自由买卖制度，称为初税亩，而后各国群起效仿.
由于田地的大量增加，所需的劳动力严重不足，仅靠野人已经不够了，因此，许多土地领主将自己的奴隶投入到土地中去和野人一同耕种，以此缓解劳动力不足的问题，久而久之野人和奴隶长时间混居，双方的界限越来越模糊，最终两者都成为了领主的雇农。
值得一提的是一部分野人依靠种地，积累了大量财富，因而超过了不少国人，而不少国人因为经营不善，不得不将手中的前途买卖，以至于竟然沦落为野人的佃户，结果国人和野人的泾渭也开始变得模糊不清。
而当时的国家为了刺激生产，经常会给一些粮食产量丰厚的雇农给予大量赏赐，一些奴隶可以借此恢复自由之身，而且后来国家征集军队也不再限于国人，就连奴隶也会被征入军队，奴隶只要在战场上立功就可以脱离身份，恢复自由之身。因此奴隶的数量大大减少，华夏由奴隶社会逐渐转变为封建社会。
尽管鲁国在实行初税亩法后，遭到了许多批判，例如烂改古制破坏礼法，儒家更是对这种制度嗤之以鼻。但初税亩更加适合社会制度，符合了社会发展的需要。他瓦解了奴隶社会确保了封建制度的建立，符合大势潮流。
等到了战国晚期，井田制度已经完全崩溃，就连绝大多数儒家弟子也绝口不提恢复井田制。
长平之战时，大量百姓为了逃避兵役以及糊口，纷纷选择逃亡到外乡，趁着百姓们离开田亩荒废，赵胜以及赵国许多公族，依靠自己的势力将邯郸城外百姓们的田亩收为己有。
此时井田制度已经废除，雇劳大量增加，贵族们雇佣着平民以及自己的奴隶，在城外修建了大量村落庄园，路旁的土地大多数都已经种上了麦苗。
即便是人手不足，还有许多土地荒废着，黑心的贵族也不会把这些土地还给那些可怜的百姓，而是想方设法的让百姓为他们打长工，并通过手段逐步将百姓沦为自己手中的奴隶。如果找不到那么多百姓为他们种地，贵族宁愿将土地荒着，也不送还还给百姓耕种。
于是，神奇的一幕就出现了，邯郸道路两旁有些地方的填土中长满了绿油油的麦子，有些地方土地则生满杂草，无人打理。
人马又向前行进了一段路程，路旁的灾民已经越来越多，而且这次大部分灾民都是从城里往外走，因为家乡的土地已经被贵族们圈占，他们无处可去只得再次逃荒。
而在驰道的两侧，驻守着大量兵丁严防百姓们涌上驰道，或者是去破坏地里的庄稼。为了震慑百姓，这些士兵个个挎弓持剑，甚至连战车都横在了路边，最离谱的是在后面通往邯郸的路上还有百余个帐篷，将通往邯郸的道路封死，不允许灾民们再向前一步。
见到了这一幕后，田秀立马命人把驻守在此处赵军的将领叫了上来。一个将军模样打扮的人立即来到田秀车前行礼：“卑职曹最，拜见武安君！”
田秀指了指路旁的士兵：“谁让你们驻守在这里的？你们为什么不让百姓们进城？”
曹最拱手说道：“末将是奉了丞相的命令，说严防这些百姓们入城闹事，扰乱城内秩序。”
赵胜是赵国的丞相，在地位上要比他高一